法制网记者 焦红艳 陈虹伟

　　谈起13年前的一起伤害案，甘肃省律协刑事委员会主任尚伦生律师觉得好像就发生在昨天。
　　被告人是一个年仅19岁的农村青年，家里极度贫困。他和年迈的奶奶、瘫痪的父亲相依为命。案发那年，他到兰州打工，试图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家里人的困境。叔叔对他的行为表示支持，临行前，特地跑到县城花了300多元钱为他买了一块“东方”手表。这块手表是他有生以来拥有的最为贵重的财产，他非常珍惜。
　　然而，在兰州一建筑工地打工的工友(被害人)，见被告人年少、老实可欺，将被告人的手表抢去自己戴上。被告人多次找工地负责人解决未果。终于，被告人忍无可忍，趁被害人晚上熟睡之际，拿起工地上的鎯头将被害人打死，取回了他心爱的手表。
　　案发后，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死刑。二审时，被告人的叔叔委托尚伦生为其侄子作辩护。会见被告人时，被告人对自己的鲁莽行为后悔不已。他恨自己的鲁莽，更恨欺负他、霸占他手表的被害人。
　　得知被告人的辛酸家世，尚伦生经过近一天的奔波，终于到了甘肃号称“苦甲天下”的定西地区。家中的贫困让尚律师辛酸。见到律师，被告人的叔叔泣不成声，表示愿意把家中惟一的骡子卖了支付律师费。这头骡子是家里惟一的财产，全家就靠骡子出租给别人干活，换取一点粮食维持生活。
　　二审中，尚律师向法官力陈被害人的过错及被告人平时的良好表现，请求能够给被告人重新做人的机会。结果，二审法院采纳了律师的意见，案件得以改判。
　　“我们所从事的律师职业虽然无力改变西部人民的生活状况，但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为他们争取到应有的权利保护。”尚伦生说。

　　记者：在许多人看来，刑辩律师的困难与危险更多，你为何对刑事辩护情有独钟？

　　尚伦生：我从1985年毕业后就开始律师工作了，至今已有24个年头。在现阶段，律师执业存在不少困难，刑辩律师遇到的困难更多。但是，在我看来，律师或律师行业所遇到的困难，不能成为具有使命感的律师放弃律师工作或放弃刑事辩护的理由。况且，就律师业的困难而言，没有任何一项困难是委托人造成的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需求。陈兴良先生说得好，任何人不可能都成为法官，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被告。法官亦如此。我曾为多名涉嫌犯罪的法官辩护，说明即便是法官，也对律师有需求。律师为被告人辩护，是为公平与正义而辩，并不是为被告人开脱罪责。
　　因此，律师的刑事辩护，不仅担负着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责任，也肩负着保护公平、正义的使命。
　　每当一个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得以重生，每当一个本来无罪的被告人重获自由，每当一个被告人获得了应有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时，我都有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，有时甚至连续数日激动得吃不好、睡不稳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律师的意见获得了支持，公平与正义得以实现，这便是我对刑事辩护“情有独钟”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记者：你认为，刑事辩护领域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

　　尚伦生：在我看来，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侦查阶段的会见问题，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。这种会见难不是法律规范上的难，而是侦查机关的不正确理念所致。在一些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看来，律师就是专门“替坏人说话”的，让律师提前介入会妨碍案件的侦查，于是便设置重重障碍，推拖律师的会见。实际上，对嫌疑人、被告人来说，程序性的保护与实体性的保护同样重要。律师无障碍介入，首先体现的是我国法律对嫌疑人、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的保护。只要程序性权利保护到位了，被告人即使最终被判有罪，他们也会心服口服；而程序性权利保护不到位时，就会成为被告人拒绝认罪、拒绝改造的借口。

　　记者：你有多年从事刑事辩护的经历，你认为刑辩律师办案中最需注重什么问题？

　　尚伦生：我认为刑辩律师办案，要“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”。
　　我国的司法机关承担着国家机器的职能。国家机器在运转时，必须考虑国家的大局：化解社会矛盾，稳定社会治安。律师亦如此。
　　律师虽然是个案的辩护人，但如果脱离了大局，也很难有所作为。如在一起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伤害案件中，律师辩护时，长篇大论地谈被害人的劣迹、被害人的不仁不义等等，给人的印象是接受审判的应当是被害人而不是被告人。结果，庭审刚结束，气愤至极的被害人家属就围攻法官、追打律师。律师辩护不仅没能化解已有的矛盾，反倒火上浇油，引发了新的冲突。被告人也没有获得从轻判处。这就是律师缺乏大局意识的具体表现。要知道，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是司法机关的职责，律师同样有责任。
　　“小处着手”就是律师办案要仔细、认真，不能放过蛛丝马迹。古人办案讲求“疑似之迹，不可不查”。律师更要有这种精神。10年前，我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时，被害人一再陈述，被告人将他摔倒后，他的右膝盖受伤。被告人拒绝承认他摔倒了被害人，但法医鉴定结论却为被害人的左膝盖构成重伤。一“左”一“右”出现了矛盾，公诉人又无法作出合理解释，不得不撤回起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