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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文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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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《律师法》的三条基本底线----甘肃东方人律师事务所----尚伦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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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律师法》是否需要修订？目前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普遍共识是：《律师法》急需修订。然而，《律师法》究竟该如何修订，却是争议颇大的问题。我们以为，无论争议多大，必须设立修订《律师法》的基本底线。如果达不到基本底线的要求或标准，只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，还不如不修订的好。
底线一：修订《律师法》必须解决律师的职责定位和本质属性。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中国律师制度刚恢复时，《律师暂行条例》将律师定位为“国家法律工作者”。这种定位，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，颇具开拓意义。把律师与公职联系在一起，一下子使人们充分认识了律师，对律师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。但是，“国家法律工作者”的定位，毕竟带有太多的官方色彩，没有充分体现律师的本质属性。于是，1996年制定的《律师法》将其定位为“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”。这一定位虽然脱离了国家职权的色彩，但也招来一片声讨：把律师仅定位为执业人员，没有充分体现律师在维护社会公平、正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实际上将律师在法律制度上边缘化。随后，中共十五大又将律师与会计师、审计师等一并划归为社会“中介组织”，更是难圆其说。因为现行制度下，仍有不少国办律师事务所，后来又有政府（公职）律师、军队律师、公司律师及专司法律援助的律师。将上述几类也划为“中介组织”，显然不合适宜，但他们无疑都受《律师法》的调整和规范。今年初，司法部提出，律师是“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”，虽将律师回归到“法律工作者”的层面上，但仍未能揭示律师工作的本质属性，即律师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此次修订《律师法》时，必须解决“律师是什么东西”（田文昌语）的问题。如多数学者所言，将律师定义为“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，维护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”。
底线二：把《律师法》修订为律师权利法，并突出权利的保障。
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，检察官、法官都具有公权，而律师没有公权。权力与权利相比，前者明显强大，后者明显弱小。而现行《律师法》从根本上说是一部“律师义务法”。据粗略统计，现行《律师法》中，关于律师“有权”、“可以”等赋权规定只有１２处，其中３处还是律师或律师所受到处罚后申请复议或申诉的规定。相反，规定律师“必须”、“应当”、“不得”的限制条款多达２４处。这种立法体例在外国罕见，在中国也独此一家，这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。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皇权统治，没有民主的成份，因而排斥与民主息息相关的律师制度。在当今中国逐步向法制过渡的情况下，必须打破这种“律师义务法”的立法体例，改变立法上对律师的歧视，将其修订为律师权利法并重点突出保障律师实现这些权利。
我们认为，律师法中至少应包涵以下基本权利：
１. 律师为任何经济领域提供法律服务的市场准入权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任何法律或任何部门，都不得对律师执业设立门槛或条件，更不得禁止律师准入，彻底解决律师服务的市场准入问题。
２. 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辩护权。改变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为当事人提供帮助的无为局面，真正让律师对侦查机关的公权进行监督。
３. 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自由会见权。“会见难”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难题之一，最有效的办法是立法上赋予律师的自由会见权。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外，其他任何案件，只要律师将委托手续送到侦查机关，律师就可以自行决定何时会见在押嫌疑人及会见的次数，不需侦查机关批准或安排。对律师的会见，看守所、监狱等羁押部门不得拒绝。
４. 不受限制的调查取证权。无论在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，还是审判阶段，律师均有权向任何机关、单位及公民个人调查取证。被调查的机关、单位和个人必须提供证据。在取证遇到困难时，律师有权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或由法院强制义务人提供证据。
５. 适度的律师在场权。现行法律规定，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嫌疑人时，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，这种本末倒置的公权制约私权的在场权，严重阻碍律师作用的发挥。修订《律师法》时，必须考虑与国际接轨问题，将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可以在场，改为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时，只要嫌疑人提出要求有律师参加的，律师可以在场，并监督侦查人员讯问。否则，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
６. 审查起诉阶段查阅全部证据的权利。
７. 律师执业的责任豁免权，同时废除《刑法》第306条。
８. 刑事辩护的业务垄断权。现行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除了律师可以担任辩护之外，被告人单位推荐的人，法院许可的人以及被告人的近亲属，都可以担任辩护人。我们认为，这是从制度上彻底贬低了律师担任辩护人的作用。试想，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的人员，都是法律职业人员，而要求高、责任大的辩护人，竟然非律师也可以担任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除被告人的近亲属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查许可外，其他任何非律师人员均不得参与刑事辩护业务。
底线三：修订《律师法》应与刑诉法的修订同步进行。
应当承认，律师执业难，除了开拓业务存在准入障碍外，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艰难。从立法层面上解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难的问题，不是简单地修订《律师法》即可解决的问题，而且还涉及刑事诉讼制度的修改与调整。因此，只有同时修订《刑事诉讼法》，将《律师法》赋予律师的权利完整地反映在刑事诉讼法中，才能协调一致。否则，二者脱节，缺乏可操作性，也难如人愿。
达到了上述三条底线，《律师法》的修订才是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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